摘自
《历史的教训》
[美] 威尔·杜兰特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年1月

第一章 犹豫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归根结底“历史没有任何意义” ,它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它浩瀚无涯的过去只是错误的一再上演，而这些错误注定要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

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所曲解。“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 即使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克服了诸如国籍、种族、信仰或阶级等偏见，他在材料选择和遣词造句上的细微差别，都会暴露出他的私人偏好。“历史学家总是犯过分简单化的毛病，他们从众多的人和事件当中，匆忙地挑选易于处理的一小部分事实，却从来不能对错综复杂的实质和事件予以包容和理解。”

显而易见，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 ——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预见性观点和启蒙作用的哲学。“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 ——这大约是我们所相信的和所期望的。……就历史而言，和科学与政治学一样，相对性至上，一切公式皆应受到质疑。“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 或许，因为有这些限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去耐心地承受现实，并尊重彼此间的歧见。

第二章　历史与地球

历史具有烦人的二重性，因此我们姑且将历史定义为过去的事件或者记录。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我们接受了这些可能性，并用帕斯卡的话来反驳宇宙：“当宇宙压碎人类的时候，人类仍然要比杀死他的宇宙高贵。因为人类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而宇宙对自己的胜利却一无所知。”

地理好比是历史所在的子宫，哺育着历史，规范着历史。它的河流、湖泊、绿洲和海洋，吸引着移民定居于沿岸，因为水是生物和城镇的生命之源，并为运输和贸易提供廉价的航道。

由于技术的发展，地理因素的影响变小了。地形的特征和轮廓，或许会为农业、矿业或商业的发展提供机会，但只有富于想象力和主动性的领导者，以及坚韧勤勉的追随者，才能将可能变为现实；而且只有类似的组合（就像今天的以色列那样），才能克服成千上万的自然艰险，创造出一种文化。是人类，而非地球，创造了文明。

第三章　生物学与历史

所以，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竞争并不仅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粮食紧缺时竞争是充满暴力的。动物之间互相吞食而没有丝毫愧疚，文明人则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相互利用。合作是真实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我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我们的家庭、社区、俱乐部、教会、党团、“种族”或者国家——团结合作，是为了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强化我们的群体。竞争的群体拥有与竞争的个体一样的特征：贪得无厌，好勇斗狠，党同伐异，狂妄自大。由我们集合而成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以更放肆的方式表达着我们的天性，并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我们的善和恶。我们好勇斗狠、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因为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千万年前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战斗、杀戮，而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捕获其他野兽，不得不暴饮暴食。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只是因为战争是竞争的最终极形式。除非我们的各个国家变成一个大而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之间势必将继续上演狩猎时期个人和家庭的行为。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在为食物、配偶和权力的竞争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生物失败了。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有的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禀赋。……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自然”偏爱差异性，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物质基础，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上百处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功能更加专业化，使能力产生差别，使得个人对于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身边的人，那我们只需要选择 30%的人，并将其才能联合起来，就足以与其余人的能力之和相等。生命与历史正是这样做的，带着傲慢的不公，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加尔文（Calvin）的上帝。
“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会呈几何式的增长，正如 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即使受到压制，不平等仍然会得到发展。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立场温和的哲学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只有所有潜在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才会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当远距离打击强化了国家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个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自然”对于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机物、变种或者组织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从众多挣扎求生的生命当中选取少数幸存者；毫无疑问，她对于成千上万个精子争相游向一个卵子使其受精的竞争，也视为理所应当。与个体相比，大自然更喜欢群体，她对文明和野蛮几乎不加区分。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会导致在文化上变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与文化高的文明相伴。同时，她（这里是指繁衍、变异、竞争、选择以及生存的自然过程）也乐于看到，低出生率的国家周期性地受到更加孔武有力和生育力强的群体的惩罚。
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在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写于1798年的名著《人口论》中，作者解释道，没有这些周期性的事件，人类的出生率便会大大地超过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长又会使得粮食的增产毫无意义。尽管马尔萨斯是个牧师，一个好心人，但他依然指出，对穷人的救济或供应食物导致了他们过早结婚并且毫无节制地生育，从而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理想的传宗接代，应当是健康者的权利，而不是性爱冲动的一个副产品。

假定聪明人比凡夫俗子更多地采用节育方法，那么文化人的功劳显然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被蒙昧人群的生育抵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被我们所说的聪明，大多是个体教育、独特机遇和不同经历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高智商是通过基因遗传而来的。……就生物学的立场来看，在生育方面，生理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优越更有价值；尼采（Nietzsche）就认为，德国最优异的血液流淌在德国农民的血管里；从种族繁衍的角度来看，哲学家并不是最适合的材料。

第四章　种族与历史

种族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创造性的，还不如说是准备性的。各种各样的部族，从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时期，进入某一地点，他们彼此之间，或者与土著居民之间，在血统、传统和行为方式层面相互融合，就好像通过有性繁殖的方式，使两个不同的“基因库”交汇到一起一样。像这样的种族融合，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就可能从中诞生出新的类型，甚至是新的民族；正如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和诺曼人融合产生了英格兰人一样。当一个新的人种形成时，它的文化表现是独特的，它构成了一种新的文明——新的外貌、性格、语言、文学、宗教、伦理和艺术。不是种族塑造了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族：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了人类形态。

“种族的”偏见，有着种族起源上的某些根据，但它们可能主要由于后天文化（如语言、衣着、兴趣、道德或宗教）而产生。除了普及教育，没有别的医治种族偏见的良药。历史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

第五章　性格与历史

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又改变了多少呢？从理论上讲，是一定会有所改变的，自然选择就已经假定了它既会作用于生理变化，也会作用于心理变化。然而，就已知的历史来说，人类的行为却又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件事情是，获胜的反叛者会采用他们过去习惯于谴责的方法。

有史以来，人的演化一直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其进化程度不是经由物种遗传变异，而主要是因为经济、政治、智力和伦理道德的革新，通过模仿、习俗和教育的力量，个别地或者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在我们的“性格元素表”中，模仿与创新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又是合作相依的。由于顺从的天性与争强好胜的个人相结合，才能使一个社会有秩序地运行，所以模仿的多数遵循着少数人的创新，而创新的少数人又遵循着原创性的个人，以便通过新的方式去适应环境与生存的要求。历史大体上是由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鼓掌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

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新的观念应该被听取，因为少数新观念可能有用。但新观念必须经过异议、反对以及轻蔑的研磨，这也是对的。这是新观念被允许进入人类赛场之前必须存在的预赛。老年人抵制年轻人，与年轻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对的。经过这样的对抗，就像两性冲突和阶级斗争一样，才能产生充满张力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带来富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产生整体隐而不彰的基本统一与运动。

第六章　道德与历史

史识无多者，会强调道德规则是易变的，他们断定不必拿它太当真，因为它因时因地而异，甚或时而相互矛盾。史见丰富者则会强调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并断定它不可或缺。
道德规范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它们不断调整自身去适应历史和环境的条件。

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经济形态和上层道德结构。这个过程先是缓慢发生，然后迅速而广泛地展开。……个人主义在工业社会日益增长，使得父亲和母亲的权威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旧的农业道德规范开始走向灭亡。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自己，通常所记载的历史（“悔罪的记录”）与日常生活的历史大不相同，历史学家记录了那些特殊的事件，因为它是有趣的，因为它是特殊的。……在战争与政治、不幸与贫困、通奸与离异、谋杀与自杀等血腥画面背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正常家庭，他们有美满的婚姻，男人和女人和善且恩爱，与孩子们一起享受着有苦有乐的生活。即便是在记载的历史中，我们也能发现许许多多善良的故事，甚至是高贵的故事，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忘记罪恶，但是可以原谅罪恶。……
因此，我们不能有把握地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松弛是衰败的先兆，还是已失去了农业社会基础的道德规范，向着仍在由我们的工业文明融铸为社会秩序和常规的道德规范痛苦而可喜的转变。同时，历史使我们相信，文明的衰败是十分从容不迫的。

第七章　宗教与历史

即使是持怀疑论的历史学家也对宗教保持谦卑的尊重，因为他看到了宗教在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时代，都发挥着似乎不可或缺的作用。……宗教让社会最底层的人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尊严；通过宗教的一些仪式，人间的习俗变成与上帝的神圣关系，从而形成稳定的力量。宗教使穷人不会再去谋害富人（拿破仑语）。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注定我们有许多人经受贫穷和失败，对于失意的人而言，某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希望是替代绝望的唯一选择。摧毁了希望，阶级斗争就会愈演愈烈。天堂和乌托邦，就像是一个井中的两个水桶：当一个下降时，另一个就会升上来；当宗教衰退时，共产主义就会兴起。
起初，宗教似乎与道德没有任何联系。……“最初是恐惧创造了神” ——恐惧那些隐藏在大地、河流、海洋、树木、风和天空中的力量。宗教通过祭祀、供奉、咒语以及祈祷，成为了抚慰以及崇拜这些力量的手段。只有当牧师利用这些恐惧和仪式来支持道德和法律时，宗教才成为维持或者对抗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力量。宗教告诉人们，当地的道德和法律条规都是神祇授意的。

在宗教和哲学之间，没有任何和解的余地，除非哲学家承认他们找不到其他办法来取代教会的道德功能，教会则承认宗教信仰和知识选择的自由。

自然和历史并不认同我们的善恶观念，它们把那些存活下来的适者当作“美”，而把那些失败者和被淘汰者看作“恶”，宇宙对基督和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也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

用世俗制度取代基督教是工业革命的最高峰和最关键的结果。政府应当努力放弃神学的支持，这是许多重要的实验之一，它动摇了我们今天的许多想法和行为。

天主教得以生存的原因在于，它勾起了人们的幻想、希望和情感。……天主教失去了知识阶层的依附，并且由于和世俗教育与文学的接触，信徒也日渐不守教规。但是，天主教得到了两种人的皈依，一种人是对理性的不确定性感到苦恼，另一种人是希望借助教会之力，来压制内部的混乱，以及抵制共产主义的浪潮。

历史的一个教训就是，宗教具有多次生命，有复活的传统。

清教主义和异教主义，即情感和欲望的压抑与表达，在历史上相互作用，交互出现。一般来说，宗教和异教主义盛行之时，就是法律很无力，而需要道德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重担的时候。怀疑主义和异教主义（其他因素是一样的）挺进时，就是法律权威兴起之时，只要不危害国家的根本稳定，政府就会听任教会、家庭、道德衰落。

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历史中，还找不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表明，在没有宗教的帮助下，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也能成功地维持。……只有少数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不仅已经与宗教脱离关系，并且还拒绝其援助。或许，这个实验在俄罗斯取得了明显而暂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暂时将共产主义当成了人民的宗教，它取代了教会，成为了安慰与希望的供应者。如果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消灭民众的相对贫穷，这个新的宗教就将失去它的狂热和效果，国家也许就会默许恢复超自然的信仰，以此来缓和不满。“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

第八章　经济与历史

按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描绘，历史是运行中的经济——个体、群体、阶级及国家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经济实力所开展的竞争。政治体制、宗教机构、文化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

马克思并没有声称，个人总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但是，他可能也低估了群众运动中非经济诱因所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动机（通常是隐蔽的）可能是经济的，但是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群众的情绪。在许多实例中，更明显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活动。……在这些事件中，穷人被证明比富人更强，军事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经济的控制权。武将可以用军事的方式阐述历史。

另一方面，历史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价格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钱是聪明人应当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样东西。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体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利润动机，以此来唤起个人和团体的生产积极性。像奴隶制、警察监管或者是狂热的意识形态，都证明生产率太低，花费太高，或太短暂。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 —战争时期是个例外，在那个时候，人的排名会依据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一样，这些能力多数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财富的集中，是这种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有规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视道德和法律允许的经济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延缓集中的速度，民主政体因为准许最大限度的自由，会加速集中。……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历史

戴克里先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战时经济管制，是在恐惧外来攻击的前提下而产生的。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内部的自由和外部的危险是成反比例的。

俄国革命采取了共产主义的形式，是因为新政府内受混乱的挑战，外受他国的攻击。人们的反应是任何一个国家受到围攻情况下的自然反应——在秩序和安全恢复之前，可以舍弃一切个人的自由。这里的共产主义，也是战时经济。也许因为出于对战争的持续恐惧，共产主义得以存活下来；只消一代人的和平，它便很可能被人的本性所侵蚀。
马克思是黑格尔的不忠实弟子：他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解释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将会以社会主义的完全获胜而结束。但是，如果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公式应用于历史，工业革命是正题，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是反题，那么下一个状态就应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题。而且这种协调现象，西方世界已经很明显地在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不断扩大自由；而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则迫使资本主义不断增加平等。东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东方，这一对双胞胎很快就会团聚。

第十章　政府与历史

历史对所有的形式，以及政府这种普遍存在的东西，都会给予赞美。因为人类热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地集中使用暴力，是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选择。权力当然要集中于中央，因为如果这种力量遭到分割、削弱或者分散，它就无法行之有效。

君主制似乎是最自然的政府体制，因为它的权威适用于群体，就像父亲在家族中或首领在战士们中享有的权威一样。

现代国家的复杂性，让任何想控制它的单一头脑都归于失败。
因此，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 —由少数人来统治，这少数人或是因为出身被选中，如贵族政治；或者是被宗教组织选出来，如神权政治；亦或是因为财大气粗被选出来，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是不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统一的具体行动的，但是少数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大多数能力存在于人类的少数之中，则少数人统治，就会像财富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多数人所能做到的，顶多是定期把一个少数赶下台，再让另一个少数上去。

有些时候，就像1917年的俄国，顽固腐朽的制度似乎需要暴力去瓦解。但大部分时候，由革命所达到的效果，很明显不通过革命而通过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也能实现。……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
由于财富是一种生产和交换的秩序和过程，而不是囤积（大多数都无法长期保存的）货物；是一种个人或机构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柏拉图把政治演进归纳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相继出现的过程，这在罗马历史中我们找到了又一个例证。

个人的孤立已经随着城市的成长而消失了。工人需要依赖于不属于自己的工具和资本，以及那些非他们所能掌控的条件，个体的独立性也消失了。战争的花费越来越大，个人无法了解战争的原因，也无从逃避战争的影响。自由无主的土地正在消失，虽然家庭所有制还在扩展—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数量。从前那些可以打理自己的小店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大分销商的劳工，这可能反映着马克思所抱怨的现象，一切事物都被套上了锁链。经济的自由，即使是在中产阶级中，也越来越稀少，使政治自由成了安慰人的漂亮话，这并不是因为（像我们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所认为的那样）富人邪恶，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由于人性。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每一种进步，都是对才能优异者的额外奖赏，从而也会加剧财富、责任和政治权力的集中。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让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

民主政治目前专注于发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选择也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或者执政。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如果我们的自由经济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地分配财富，则独裁统治将会向每个人敞开大门，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尚武的政府，随便用什么动听的口号，都足以吞噬整个民主世界。

第十一章　历史与战争

战争是历史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之一，不会随着文明与民主的发展而减少。在过去有历史记录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我们得承认，战争现在是竞争和人类物种自然选择的最终形式。……和平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只能靠公认的霸权或势力均衡来维持。

国家有像我们一样的本能冲动，却缺少像我们一样的自我约束。个人服从约束是靠道德和法律的力量，彼此都同意用协商的办法来代替争斗，因为国家为他提供了对生命、财产和各种法律权利的基本保护。而国家本身不承认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这或者是因为它太过于强大，可以不理会任何违背其意志的干预；或者是因为没有超级大国为它提供基本的保护，也没有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标准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如果国家预见到与某个国家的冲突在所难免时，它就会煽动其人民敌视那个国家，并且制造口号，把仇恨推到最高点。与此同时，它又强调自己是多么地爱好和平。
这种导致国家间憎恶的精神动员只有在最根本性的冲突中才会出现。……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战争是贵族之间的竞争，与人民无关。但是到了二十世纪，随着信息、交通、武器和宣传方式的进步，战争已经成为人民战争，平民也像战士一样被卷入其中，为了赢得胜利，需要大规模地毁坏财产与生命。

在历史的军事解释中，战争是最后的仲裁者，除了懦夫和傻子，这一点已被几乎所有的人所接受，认为它是自然而又必然的事情。

第十二章　增长与衰退

我们曾把文明界定为“促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 。政治秩序是依靠习俗、道德和法律而得到保障，经济秩序则是依靠连续的生产和交换而得到保障。文化的创造则是由观念、文学、礼仪和艺术的原创力、表达、测试和生成的自由与便利而来的。

今天不会再有学者严肃看待17世纪的概念，认为国家的起源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也许大多数国家（指组成一个政治组织的社会），都是由一个集团征服另一个集团，以及征服者持续使用武力加诸被征服者之上形成的；征服者的命令就是被征服者最早的法律；这些命令再加上民族的民俗，就创造了新的社会秩序。

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问一句：一种挑战是否会引起回应，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答案是，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有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个体，他们思路清晰，意图强大（这几乎就是天才的定义），能对新的情况做出有效的反应（这几乎就是智慧的定义）。……总之，如果成功地回应了一种挑战（就像美国在1917年、1933年以及1941年的情形一样），而且胜利者又未大伤元气（就像英国在1945年的情形一样），则这个国家的地位与士气便会上升，从而使它有能力去应付更进一步的挑战。

当一个群体或是一种文明衰亡的时候，它并不是由于群体生命的神秘限制，而是由于政治领袖或思想领袖在回应变革的挑战中遭受了失败。

文明使人类的灵魂世代相传。人的生命通过传宗接代而超越了死亡，一个有生命的文化也会超越时空、漂洋过海，将它的遗产传递给继承人。

第十三章　真有进步吗？

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性（或者同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

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这里，我们想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这是个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最低等生物的标准。
我们不能要求进步是持续不断的，或者是普遍的。很明显，正如个体的发展也会有失败期、疲劳期和休息期一样，衰退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在现阶段对环境控制方面有进展了，进步就是真的。……我们不应该把某时某地的作品，拿出来和人类各个时代中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最佳作品进行比较。我们的问题是，是否平头老百姓也都普遍增强了他们控制生活条件的能力？

我们身处城市生活纷乱的压力之下，有时很想逃避回到文明前的淳朴生活方式。但是，这也只是偶尔的想入非非，我们知道这是对现实工作产生的一种逃避反应。将原始人偶像化，就像年轻人的其他许多心情一样，也是青春期一种不能适应环境的发泄表现，是自觉的能力尚未成熟、尚未派上适当用场的表现。

我们不应当为我们的文明也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死亡而过于烦恼。

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彻底死亡 —人死功绩在。一些宝贵的成果，历经国家的兴衰沉浮而一直存在着。

不应把教育仅仅当成事实、年代和帝王将相的资料堆积，也不能仅仅当作为了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必要准备，而是应当作对我们精神、道德、技术和美学遗产等尽可能充分地传承，其目的在于扩大人类的理解能力、控制能力、审美能力和享受生命的能力。

纵然我们有所抱怨，进步仍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知识和艺术积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

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

本文于2024年5月1日首发于B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