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俄] 普列汉诺夫
商务印书馆
2011年6月

一

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观点同实践上最坚毅的活动极好地和睦相处，这种情况是毫无疑问的。朗松说，“一切向人类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学说原则上都确信意志的无能为力；它们否定自由和使世界屈从于宿命论” 。朗松是不对的：他以为对所谓意志自由的任何否定都会导致宿命论；但是这没有妨碍他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的确，历史昭示，就是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实践上坚毅的行动，而是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是这种行动的心理上必要的基础。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构成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如果是，那么我的犹豫就会更少，因而我就会更坚决地行动。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可奇怪的地方：当我们说某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时，这也就是说，缺乏自由意志对他说来等于完全不能无所作为，而且这种缺乏自由意志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就是认为不能不像他所作的那样去作。

二

当我认为我的意志不自由只表明主观上和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做的那样去作时，而且当我的这些行动同时是一切可能的行动中最合我心愿的行动时，在我的意识中必然性跟自由，自由跟必然性就是同一的，于是我之不自由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下，即：我不能破坏自由跟必然的这种同一性；我不能使它们互相对立；我不能感觉到自己受必然性的拘束。然而这样的缺乏自由同时就是自由最充分的表现。

不过根据这个小小的起码常识不可能推翻构成哲学思想某个时候曾作出的最天才的发现之一的那个原理，即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

按照他们的意见，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发展的进程而导致自身的否定，以及导致他们——俄国“学生们”，而且不仅只有俄国“学生们”——理想的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他，这个“学生”，就充当这个必然性的一种工具，而且无论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还是根据这种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智能的和精神的特性，他都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

这是自由的方面，同时这种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出来的，或者正确些说，这是与必然性同一的自由，这是转变成自由的必然性。这样的自由也是摆脱了某种拘束的自由；它也是同某种约束相对立的：深刻的定义不推翻粗浅的定义，而是补充它们，把它们保存在自身之中。

三

再说一遍：认识特定现象的绝对必然性，只会加强同情该现象并自认为是引起该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

关于特定现象必然性的意识对于不同情该现象和反对它到来的、意志坚强的人，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在这里情况有点变化。很可能，它会削弱他进行反抗的毅力。然而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什么时候会确信它是必不可免的呢？这要到促成这种现象的条件已经很多而且很强大的时候。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们对它必然到来的意识，以及他们毅力的衰竭，只是有利于它的条件强大有力的表现。这些表现本身又包括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之中。
然而反抗的毅力并不是在所有反对该现象的人们那里都会减弱。在某些人那里，这种毅力只会由于意识到这种现象必不可免而增长，变成绝望挣扎的毅力。

如果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要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竟拒绝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合规律的过程，那么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为了要尽可能更好地强调这一运动的合规律性，看来随时都可能忘记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可能没有作用。他们认为个人是quantite negligeable[可以忽略的量]。

四

原来最近一段时期，德国历史学家中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相当热烈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认为伟人的政治活动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动力，另一些人则断言，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历史科学应当注意的并不仅仅是伟大人物的活动，也不仅仅是政治史，而是整个来说全部历史生活的总和(das Ganze des geschichtlichen Lebens)。

它们共同的意思还是：“我们不可能造成伟大的历史事变，而应当根据事物的自然进程行事，并限于保证自己得到已经成熟的东西。”拉姆普雷希特认为这是深刻而完备的真理。

一般的历史条件比最有势力的人物更强大。伟大人物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这位伟大人物来说是“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

实际上，重要的事变和人物正是作为人类发展不同时期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被称为历史事变的绝大多数事变之于当今的历史，就像波涛之于潮水涨落的深厚而经常的运动一样，波涛在海面上产生，一时由于灿烂的阳光而绚丽夺目，随之碎散在沙岸上，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五

他只是断言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或多或少重要角色的人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他的才能、知识、果断或犹豫、勇敢或怯懦等等——不能不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发生很显著的影响，要知道这些特性并非仅只用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的：它们始终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称作私人生活的偶然现象的那种事情的影响下形成的。

他在我们已经引证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的文章中曾证明，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不仅取决于引起这场革命的那些一般原因，也不仅取决于这场革命反过来引起来的那些情欲，而且也取决于许许多多为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根本不属于原来所谓的社会现象的枝微末节。

六

不过如果这样，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暧昧的生理原因由于影响了七年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七年战争使它失去了一大块殖民地，法国经济的发展是会走另一条路的。试问，这一结论是否同社会发展规律性概念发生矛盾呢？
不，一点也不。尽管在上述场合个人的特点发生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作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

这么说来，个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点能够影响社会的命运。有时他们的影响往往甚至是非常重大的，不过，无论是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本身，还是影响的规模，都是由社会的组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容许他这样做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和那种程度内，才是社会发展的“因素”。
可能有人向我们指出，个人影响的规模也依赖于个人的才能。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个人只有当他占住为此所必需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自己的才能。

可见，国家的命运有时取决于可以称做次等偶然现象的偶然现象。
黑格尔说过：“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东西的成分。”在科学中我们只同“有限事物”打交道；因此可以说，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中都有偶然性的成分。这难道不排斥对现象的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么？不，偶然性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它只出现在诸必然过程的交会点上。

现在我们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命运常常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

圣伯夫以为，只要他所指的那一类细小暧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法国革命就会有跟我们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重大的错误。无论细小的心理原因和生理原因以怎样的奇巧错综形式结合起来，它们在任何场合都消除不了引起法国革命的伟大社会需要；而只要这些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革命运动在法国就不会停止。为了使法国革命运动有一种与实际发生的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需用相反的另一些需要取代这些需要；而这自然是细小原因的任何结合绝对办不到的。
法国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属性，而圣伯夫假定的细小原因只能植根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社会关系的最后原因在于生产力的状况。而生产力状况之依赖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也许仅仅在这些人物从事技术改良、发现和发明的能力大小的意义上。圣伯夫所指的不是这样的特点。而一切其他可能的特点都不会使个别人物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状况，从而也直接影响生产力所制约的那些社会关系即经济关系。只要特定的经济关系适合特定的生产力状况，无论特定个人的特点是怎样的，他都不可能取消这种经济关系。然而人物的个性特点使他或多或少地适合于满足在特定经济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需要，或者适合于阻碍这种满足。

七

对刚毅的军事统治者的社会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社会组织就堵塞了其他一切有军事才能的人通向军事统治者职位的道路。社会组织的力量成了不利于其他有军事才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因此就发生我们所说的那种错觉。拿破仑的个人力量对我们说来是以极其夸大的形态出现的，因为我们把曾经推举并支持该力量的整个社会力量都归到它身上去了。它似乎成了某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东西，因为像它一样的其他力量都没有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且当有人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拿破仑会怎么样时，我们的想象就混乱起来，我们竟以为，没有他就根本不会发生他的力量和影响所凭借的那整个社会运动。
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一个人物的成功妨碍另一个人物的成功的情形要稀少得多。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没有摆脱上述错觉。当特定的社会形势在社会的精神代表面前提出某些课题时，这些课题都会吸引有卓越智慧的人们的注意，直到他们成功地把课题解决为止。而一旦他们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的注意就会转到另外的对象上去。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凭借这种才能获得对事变进程的重大影响，必需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的才能应当使他成为比其他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拥有的不是自己的军事天才，而是贝多芬的音乐禀赋，那么他自然做不成皇帝。第二，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要阻碍具有恰恰是当时所需要和有益处的那种特点的人物的道路。

早就有人说过，凡是存在着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和时候，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现实中出现的任何人才，即成为社会力量的任何人才，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才能的人们，正如我们说过的，所能改变的只是事变的个别外貌，而不是事变的总趋势；他们本身只是凭借这种趋势才存在，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从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

不过大家知道，量的差别最终会转化为质的差别。这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所以在历史上也是正确的。

而既然文学艺术中任何特定趋势的深度都要由该趋势对于它反映其趣味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意义，以及由这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作用来决定，那么在这里，一切归根到底也就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力量的对比。

八

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并且偶然性的因素，就我们所指的意义说，在这些事变的进程中始终起着某种作用，这种进程的方向归根到底是由所谓的一般原因决定的，即事实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事变丝毫不会因为一些人物被另一些能力或大或小的人所取代而有所变化。然而一旦我们接受这个假定，我们就必然要承认，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中一切都归结为历史运动的一般原因、一般规律的作用。这是走极端，完全没有给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部分真理留下位置。然而正因为如此，相反的观点才继续为自己保留着存在的某种权利。

有人说：“如果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这是对正确的思想的不正确的表述。应该说：如果一切都是通过一般的东西完成的，那么个别的东西，也包括我的个人努力，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它被不正确的应用了。应用于现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它毫无意义，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个别的东西也是有地位的。

现在应当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是制约着人们社会关系中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和其他“偶然事件”的作用，由于这些个别原因和偶然事件，事变最终才获得自己的个别外貌。个别原因不可能使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这种作用制约着个别原因影响的方向和范围。

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

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英雄，不是说他似乎能够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而这是一种极巨大的意义、一种了不起的力量。

俾斯麦说过，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而应当等待历史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谁来造成的呢？历史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社会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即社会的关系。

任何伟人都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已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者还不适合这一状况的那些关系。

影响社会心理，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毕竟能够创造历史，而且我没有必要等待历史“自行造成”。

而且活动的广阔场所并不只是对“创始者”敞开，并不只是对“伟大”人物敞开。它对一切有眼睛观看、有耳朵倾听以及有心灵热爱自己邻人的人，都是敞开的。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在道德的意义上，每一个(用福音书上的话说)“为朋友舍命”的人都是伟大的。

本文于2024年7月6日首发于B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