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美] 瑞·达利欧
中信出版社
2022年1月
引言
未来的时代将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有着相似之处。
- 在一个周期中，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是常态，而不是例外。一个国家在一个世纪里没有经历至少一个和平与繁荣时期以及一个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的情况极为罕见。
- 就像许多事物一样，在人的一生中，重大的繁荣时期和重大的萧条时期只会出现一次，除非我们研究几代人的历史模式，否则很难预料到这些时期的到来。
- 因为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的更迭往往相隔很久，我们所面临的未来很可能与大多数人所预期的情况迥然不同。
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经济体系、货币或帝国可以永远存在。但当它们失灵时，几乎所有人都会感到惊讶，并受到毁灭性打击。
一个人预测和应对未来的能力，取决于他对事物变化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一个人理解这些因果关系的能力，来自他对以往变化的发生机制的研究。
人们之所以往往错过一生中的重要成长时刻，是因为每个人仅经历漫长历史的一小部分。
- 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
储备货币是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和储蓄货币。印发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现在是美国，但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在历史上发生过变化）享有强势地位，以世界储备货币计价的债务（即美元计价债务）是全球资本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基石。 - 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巨大且经济衰退时，人们会为如何分配财富发生严重冲突。当下一次经济衰退到来时，民众和决策者将如何对待彼此？这令我十分担忧，因为央行充分降息以刺激经济的能力有限。除了这些传统工具失效之外，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现在被称作“量化宽松”）也扩大了贫富差距，因为购买金融资产会推高资产价格，这有利于持有更多金融资产的富人，而无利于贫困者。 - 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在我的一生中，美国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苏联曾只是军事对手，从来不是重要的经济对手）。
通过研究各个帝国、各个时代的案例，我发现重要帝国通常延续大约250年（上下误差150年），帝国内部的经济、债务和政治大周期持续50~100年。
要想把握全局，就不能着眼于细节。
我的主要目标是，分享我对世界运行原理的分析模型（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讲述过去500年的历史，显示历史如何和为何与当前形势“同韵”），帮助读者和其他人做出更好的决策，使我们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第一部分 世界是如何运转的
1 大周期简述
数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分配财富和权力，尽管也存在其他方面的争斗，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
所有国家的财富拥有者都具备创造财富的手段。为了维持和增加财富，他们与政权掌控者合作，一起建立共生关系，制定和执行规则。
我发现，随着这一运作机制的逐渐演变，很小部分的人获得并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和权力，之后国家变得过度扩张，陷入困难时期，使最贫困且最没权势的群体遭受最大的重创，进而引发冲突，酿成革命和/或内战。冲突结束后，新的秩序建立，新的周期重新开启。
人类的生产率是驱动世界总财富、权力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最重要的力量。
工业革命以来，经济一直在这样的体制中运营：财富和权力主要来自教育、创造力和资本主义的综合作用，决策者与掌控大部分财富和教育资源的人进行合作。
自古至今，成功的体系一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文明相处，提出创新想法，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和资源分配，从中获利而得到回报。但是，长期来看，资本主义造成了财富和机会差距，助长过度负债，导致经济衰退，引发了革命和战争，进而改变了国内和世界秩序。
拥有大量储蓄、低债务和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和信贷崩溃；储蓄少、大量负债，没有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抵御能力则较弱。
尽管如此，历史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在大萧条时期还有工作，在热战中未受伤害，在天灾中幸存下来。一些人在挣扎中度过了这些极端艰难时期，但他们甚至会把这段经历说成有意义的好事，比如，人们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塑造坚强的性格，更珍惜简单的生活，等等。
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与国民的幸福几乎没有关联。
财富和权力的8个决定因素：（1）教育，（2）竞争力，（3）创新和技术，（4）经济产出，（5）世界贸易份额，（6）军事实力，（7）金融中心实力，（8）储备货币地位。
2 决定因素
古至今，所有人都有管理人们相处关系的体制或秩序。我把国家内部的体制称为“内部秩序”，把国家之间的体制称为“外部秩序”，把适用于全世界的体制称为“世界秩序”。
在我看来，任何时刻都存在着（1）包括现有内部和世界秩序在内的一组现有情况，以及（2）导致这些情况发生变化的永恒普适力量。大多数人往往过分关注现有情况，而忽视了改变情况的永恒普适力量。
三大周期：（1）有利和不利的金融周期（例如资本市场周期）；（2）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合作程度与财富和权力斗争，后者主要缘于财富和价值观差距）；（3）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现有大国在财富和权力斗争中的竞争力）。
另外两个决定因素：（4）创新和技术发展步伐，这有助于人类解决问题和做出改进；及（5）天灾，最重要的是干旱、洪水和疾病。
在我看来，驱动事件发生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机制可以分为两类：
- 继承的决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地质和自然现象，如气候和疾病。
- 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人们对待自己和彼此的方式。这些因素受人类本性和不同文化的影响（影响方式各不相同）。
虽然一个国家继承的资产和负债非常重要，但历史表明，人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资本是可以产生收入的资产，所以人力资本可以被定义为产生收入的个人。如果一个人能够使自己的收入超过支出，就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可以自给自足。
虽然许多国家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但人力资本是最可持续的资本，因为继承下来的资产最终会消失，而人力资本可以永远存在。
自身利益。对大多数人、组织和政府来说，自身利益（尤其是自我生存能力）是最强大的推动力。但最重要的是何种自身利益（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等等），这是社会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
获得并维持财富和权力的动力。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个人、家庭、公司、州和国家拥有的强大动力，尽管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相对于其他事物，不同的个人、家庭、公司、州和国家对财富和权力的重视程度不同。对一些人来说，财富和权力并不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那么重要。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他们全身心投入的大事，对那些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多代人心理周期。由于经历不同，每代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决策方式，从而影响他们和后代的命运。有句谚语“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意思。三代人的时间也大致相当于一个典型的长期债务周期。
将即时满足置于长远福祉之上。……人类选择即时享受（而非长远福祉）的倾向自然夸大了周期的高峰和低谷，因为这样做是以牺牲未来为代价而提前享受美好时光。这种情况会以许多有害的方式发生，最典型的方式是产生债务繁荣和萧条周期。鉴于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政府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影响。更具体地说，（a）政客们有动力优先考虑短期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b）他们不希望受到约束，也不愿意面临艰难的财政权衡（比如，是将财政资金用于军事国防还是用于社会项目）；（c）通过征税来获取他人资金的手段，会对他们造成政治威胁，导致一系列政治和其他问题。
人类的创造力。人类最伟大的能力是推动进化，这表现为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被归入不同“群体”（尽管程度不同），其原因要么是他们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要么是他们被其他人归入特定群体。
与其他事物一样，内部秩序和世界秩序也在不断演变，将现有情况向前推进；现有情况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又产生新的情况。
自身利益。虽然自身利益是大多数人、组织和政府的主要动机，但哪个“自身”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个人、家庭、部落（即社区）、州、国家、帝国、人类、所有生物还是宇宙？……人们最信赖的“自身”是他们尽最大努力保护的自身，这种意愿驱动着他们的行为。
为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大周期，我们需要更具体地定义财富，并研究其对拥有或缺乏财富的国家的影响。我认为，以下几点大体上是正确的。
- 财富=购买力。
- 实物财富≠金融财富。实物财富是人们期望拥有和使用而去购买的东西，比如房子、汽车、流媒体视频服务等。实物财富具有内在价值。金融财富由金融资产组成，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a）在未来获得持续的收入，和/或（b）在未来出售以获得资金，进而购买想要的实物资产。金融财富没有内在价值。
- 创造财富=富有效率。从长远来看，你拥有的财富和购买力取决于你创造的价值。因为实物财富不会长久，遗产也不会，所以维持生产力至关重要。
- 财富=权力。
- 财富减少=权力减小。没有一个人、组织、国家或帝国在失去购买力后不会失败。● 要想成功，一个人的收入至少需要与支出相当。
多代人心理周期。
第一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很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在这一阶段，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们的文化和能力。
第二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裕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贫困。……这是周期中最具生产力的阶段。……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后期新兴国家”。任何规模的国家都可能经历这个阶段，但一个大国走过这个阶段后，通常会成为世界强国。
第三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有，他们也认为自己富有。……在这个阶段，大国几乎总是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在这个阶段，国家处于世界之巅，并且享受当下。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健康高峰国家”。
第四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变贫困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富有。……无论是由于战争，还是金融泡沫破裂，抑或是两者兼具，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国家无法用未贬值的货币来偿还累积的债务。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衰落国家”。虽然任何规模的国家都可能经历这个阶段，但当大国经历这个阶段时，通常标志着接近衰落。
第五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明显衰落国家”。对明显正在衰落的国家来说，要让心理和属性完成一个重新达到昔日高峰的完整周期，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复兴）。
事实证明，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改善解决办法的能力要比所有问题的总和都强大得多。
一个社会的发明创新力是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推动创新的最有力的方式是，把新想法带入市场，将其商业化，并从中获利。
创新发明 + 商业精神 + 兴旺发达的资本市场 = 生产率大幅提升 = 财富和权力增加
所有的内部秩序都是由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某些群体管控的，他们以共生关系运作，从而维持现有秩序。尽管不想扰乱惠及他们的秩序，但这些精英一直为财富和权力而相互争斗，也与企图获得财富和权力的非精英争斗。当经济形势较好、大多数人富裕起来时，这些争斗就会减弱；当经济形势不佳时，这些争斗就会激化。如果大多数人处于极端窘境（例如，面临无法解决的债务危机、非常糟糕的经济、极为恶劣的天灾），由此产生的痛苦、压力和斗争通常就会导致革命和/或内战。
正如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说的：“贫困者和富人相互争吵，无论哪一方占上风，都不会建立一个公正或受欢迎的政府，而是把政治霸权作为胜利的奖赏。”
纵观所有国家的历史，财富拥有者也都拥有创造财富的手段，为了维持财富，他们与规则制定者和实行者合作。
那些最广泛地使用人才，并根据个人业绩而不是特权来赋予公民责任的社会最可能取得可持续性成功。这样做可以（1）找到最佳人选来很好地完成工作，（2）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3）让公民认为自己得到最公平的待遇，从而促进社会稳定。
赚钱、储蓄和将储蓄转化成资本（即资本主义）的能力是激励人们的有效动力，也帮助人们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生活水平。但资本主义也会造成财富和机会差距，这种差距是不公平的，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具有高度的周期性，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在我看来，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构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不加剧不平等和不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就像决定国内秩序一样，权力平衡也同样决定世界秩序的形成和变化。这个机制是通过一系列步骤展开的，但具体情况取决于当时的秩序和人民。
第一步：联盟的形成。当权力失去平衡时（例如，在美国，如果民主党的权力比共和党大得多，反之亦然），实力较强的政党就会利用并控制实力较弱的政党。为了削弱较强的政党，较弱的政党自然会去寻找其他政党加入自己的阵营，共同对抗较强的政党。
第二步：战争决定胜负。当双方势均力敌且存在差异时，通常会发生剧烈的争斗；当双方势力不相当时，往往不会发生激烈的交战。
第三步：胜者之间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在打败了共同敌人的权力斗争之后，那些联手击败共同敌人的赢家通常会在内部争夺权力，而输家也会这样做，他们想要卷土重来。
第四步：步入和平与繁荣，但最终变得过度扩张，主要表现为财富和机会差距扩大与负债过度。
第五步：不断激化的冲突导致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巨变。只有大多数人能享受和平与繁荣（前提条件是制度公平，大多数人自律和高效），和平与繁荣时期才能延续下去。
3 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的大周期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有实体（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都要面对同样的基本财务现实。
各个实体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整体财务管理方式是内部和世界秩序变化的最大驱动因素。
债务吞噬资产净值。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最先偿还债务。
当前，我们共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许多个体、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来说，其收入低于支出，而债务和其他负债（如养老金、医疗和保险）远远高于资产价值。
债务吞噬资产净值，但央行可以通过印钞来为债务融资。
在世界各国被广泛接受的钞票（即货币）被称为储备货币。……在储备货币存在期间，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受益匪浅。因为储备货币赋予一个国家极大的借款和消费能力，也给予该国巨大的权力，它能决定哪个国家获得国际交易所需的资金和信贷。……拥有储备货币是一个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大权力之一，它赋予这个国家巨大的购买力和地缘政治实力。
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也可以是财富贮藏的手段。所谓“交换媒介”，是指金钱可以用来购买物品。……所谓“财富贮藏”，是指介于获得财富与消费财富之间的储存购买力的一种工具。
大多数货币和信贷（尤其是目前存在的法定货币）都没有内在价值。它们只是会计系统中的日记账目，很容易被更改。
虽然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关的，但不能混为一谈。每种经济都存在驱动它的供求关系。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取决于商品和服务数量、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买家数量。
就像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容易被混淆一样，价格和价值的关系也令人困惑。价格和价值的走势往往相同，所以可能会被混为一谈。因为当人们拥有更多的货币和信贷时，他们就拥有了增加支出的能力和意愿。如果支出增加了经济产出，提高了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价格，这就相当于增加了财富，因为以我们核算财富的方式来衡量，拥有这些资产的人变得“更富有”了。然而，这种财富增加更多的是种错觉，而不是现实，原因有二：（1）尽管信贷增长推高了价格和生产，但这些信贷是需要偿还的，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贷到期而需要偿还时，会对财富产生反向作用；（2）物品的内在价值不会只因价格上涨而增加。
换言之，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价值来衡量其财富，会给人一种财富发生变化的错觉，而这种变化其实并不存在。重要的是，货币和信贷在发放时产生刺激性影响，而需要偿还时会产生抑制性影响。这就是货币、信贷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的原因。
长期债务周期分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a）并不存在债务，或者债务很少，（b）人们使用硬通货。……在这个阶段，硬通货很重要，因为它们的交易不需要涉及信任或信用。任何交易都可以就地结算，即使买卖双方是陌生人或冤家。有句老话说：“黄金是唯一不是他人负债的金融资产。”
第二阶段：后来出现了硬通货债权票据（又称票据或纸币）。由于随身携带大量金属货币既有风险又不方便，而且信用创造对贷款人和借款人都有吸引力，因此一些可信赖的机构出现了，它们把货币存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给存放人出具债权票据。这些机构后来被称为“银行”，不过最初包括人们信任的各种机构，如中国的寺庙。
第三阶段：后来是债务增加。……贷款和借款日益增多，掀起了借贷热潮，以至货币债权（即债务资产）数量超过了可供购买的实际商品和服务数量。最终，货币债权远远超过银行储存的硬通货。
一旦出现以下问题，麻烦就来了：人们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偿还债务，或者人们持有的债权数量（他们指望通过出售这些资产，换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比商品和服务数量增长得更快，以致债务资产（如债券）无法兑换成货币以购买商品和服务。而这两个问题往往结伴而来。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债务看作负收益和负资产，而负资产会吞噬收益（因为必须用收益来偿还债务），也会吞噬其他资产（因为只有出售其他资产，才能获得偿还债务的资金）。债务具有优先级别，也就是说，它比任何其他类别的资产都优先得到偿付，因此，如果收入和资产的价值下降，这就需要削减支出和出售资产来筹集所需的资金。如果这还不足以解决债务问题，就需要（a）进行债务重组（减少债务和债务负担；这对债务人和债权人来说都是个问题，因为一个人的债务是另一个人的资产），和/或（b）央行印钞，同时中央政府发放货币和信贷，填补收入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金缺口（这就是现今发生的情况）。
第四阶段：然后会发生债务危机、违约和货币贬值，导致印钞和与硬通货脱钩。
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债权人认为他们不能从债务中获得足够的回报（相对于其他财富贮藏手段及商品和服务成本），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债务资产（如债券）是由投资者持有的，他们将这些资产视为财富贮藏手段，以备未来出售换取资金，然后购买商品。当债务资产持有者想要换成实物货币与实物商品和服务却发现无法转换时，挤兑就会出现，即债务资产持有者竞相将债务资产转换成货币、商品、服务和其他金融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可避免地与硬通货脱钩，印发货币，并让货币贬值。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导致无法忍受的通缩性经济萧条。这个阶段的关键是，创造足够的货币和让货币贬值，从而抵消通缩带来的经济萧条，但又不至于造成通胀螺旋式上升。如果行之有效，这就会实现我所称的“和谐的去杠杆化”。
第五阶段：然后是法定货币，最终导致货币贬值。
当硬通货和硬通货债权的货币体系变得过于受限时，政府通常会放弃该体系，转而采用所谓的法定货币体系。法定货币体系不涉及硬通货，央行可以无限制地印制纸币，所以不会面临硬通货储备缩水而被迫违约的风险。届时，央行的风险在于，由于不再受制于有形黄金、白银或其他硬资产的供给，印钞机掌管者（即与商业银行合作的央行）不断创造更多的货币、债务资产和负债，以至超过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数量。最终，持有大量债务的债权人设法出售这些债务，换取商品和服务，从而产生与银行挤兑相同的效果，导致债务违约或货币贬值。
需要明确的是，央行印钞并发放给民众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增加债务的支出，这并非没有好处。这笔资金可以像信贷一样用于消费，但实际上（而非理论上）并不需要偿还。如果把增印的货币用于生产性活动，这种加快货币增长（而不是加快信贷/债务增长）的做法就并无不妥。风险在于不这么做。如果央行过度印钞，而未将增印的货币用于生产性活动，人们就不再把货币资产作为财富贮藏手段，而将财富转入其他资产。
西方历史表明，我们不应该依靠政府来保护钱财。相反，我们应该预料到，大多数政府会滥用它们作为货币和信贷创造者与使用者的特权，如果你处在他们的位置，那么也可能出于同样的理由滥用特权。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决策者能掌控整个长期债务周期。每个决策者只参与这个周期的一个或几个部分，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当时认为是最好的决策（包括违背承诺，尽管他们对整个周期的整体处理方式不佳）。
雪上加霜的是，政府还必须救助那些一旦破产便会殃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债务人，即大到不能倒综合征。
当政府能够创造货币和信贷，并发放给民众而取得好评时，政府很难抵抗这种诱惑。这是一种典型的金融手法。纵观历史上的统治者，他们都会积累大量债务，而这些债务在他们统治结束后很久才会到期，所以继任者需要为之买单。
当政府大量印钞和购债时，货币和债务的价值就会下降。这实质上是对货币和债券持有人征税，减轻债务人和借款人的负担。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货币和债务资产持有者就会意识到真实情况。于是，他们设法出售债务资产和/或借入廉价贷款，再举借可以通过廉价贷款来偿还的债务。他们还常常把财富转移到其他财富贮藏手段上，比如黄金、某些类别的股票或没有这些问题的其他国家。
尽管人们趋于相信货币基本上会永远存在，“现金”是可以持有的最安全的资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有货币都会贬值甚至消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现金和债券（即获得货币的承诺）就会贬值甚至变得一文不值。这是因为大规模印钞、降低债务价值是减轻或消除债务负担的最简便方式。
决策者可以使用以下4种工具：
- 财政紧缩（减少支出）；
- 债务违约和重组；
- 将资金和信贷从富人向贫困者转移（例如，增税）；
- 印钞并使货币贬值。
与其他做法相比，印钞是最简便、最不被人了解、最常见的主要债务重组手段。实际上，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做法利大于弊，因为： - 印钞有助于缓解债务压力；
- 在提供金融财富的过程中，难以分辨出财富被收走的任何受害方（尽管他们是货币和债务资产的持有者）；
- 在大多数情况下，印钞拉动资产价格上涨，因为人们根据货币来衡量自身财富，而此时的货币不断贬值，因此人们好像变得更富裕。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政府实际上并不拥有这些资金。政府并非堆满了资金的富有的实体，而只是所有人的集合，到头来人们必须为政府创造和发放的资金买单。
第六阶段：回归硬通货。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做得太过火了，就是说央行过度增印法定货币，债权人就会出售债务资产，引发上文所述的银行挤兑现象，最终导致货币和信贷的价值下降，促使人们逃离现金和债务（如债券）。历史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转向黄金、白银、保值的股票，以及没有这些问题的其他国家的货币和资产。
综上所述，在长期债务周期的早期，未偿债务不多，持有赚取利息的债务资产通常带来回报。但是，到了周期的后期，未偿债务大量积累，濒临违约或者贬值，持有债务的风险超过所得的利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债务越濒临崩溃（此时的未偿债权与硬通货和有形财富的比率最大），境况越危险，人们往往越感觉安全。这是因为他们一直持有债务，享受着债务带来的回报，而距离上一次债务危机的时间越长，人们对它的记忆就越淡，尽管持有债务的风险上升、回报下降。
几千年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类型的货币体系。
第一类：硬通货（如金属硬币）。
第二类：纸币（硬通货债权）。
第三类：法定货币。
硬通货是最具约束性的货币体系。除非作为货币的金属或其他具有内在价值的大宗商品的供给增加，否则货币无法创造。在第二类货币体系中，货币和信贷更容易创造，因而硬通货债权与实际持有的硬通货的比率会上升，最终导致银行发生“挤兑”。结果是违约，银行关门，储户失去他们的硬资产和/或货币债权贬值，这意味着储户拿回来的钱少了。在第三类货币体系中，政府可以自由创造货币和信贷，只要人们对货币还有信心，这种体系就一直运营；一旦人们对货币失去信心，这种体系就会失灵。
4 货币价值的演变
印钞的目的是减轻债务负担，因此最重要的是货币对债务的贬值（即让货币数量相对于债务数量增加，使债务人更容易偿还债务）。
货币大幅贬值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偶发性，而非逐渐演变而成。过去170年间，主要货币曾经出现过6次大幅贬值（不过次要货币的贬值次数明显更多）。
换句话说，历史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债务周期后期阶段，将赚取利息的现金货币作为财富贮藏手段存在巨大风险。
货币贬值与货币失去储备货币地位不一定是一回事，即便两者都是债务危机造成的。失去储备货币地位是长期大规模货币贬值的结果。
5 内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是决定他们所获得的结果的首要影响因素。
我发现自古至今，在大多数国家，影响大多数人的最主要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和分配财富与权力，尽管他们也在其他方面发生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
研究历史使我发现，从内部有序到内部无序再回到内部有序的典型周期分为以下阶段：
-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
-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 第四阶段：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扩大
-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革命
一个国家能以多快的速度重建繁荣并达到新的高峰取决于（1）导致上个周期终结的内战/革命有多剧烈，以及（2）新周期的领导者有多大能力构建成功所需的秩序。
不同国家通常处于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各国竞相夺取财富和全球政治权力，因此在一些国家崛起的同时，另一些国家走向衰落。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
事实上，也许可以说，革命通常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推翻已有领导者和体制的斗争，第二部分是消除前领导者的忠诚分子的斗争以及胜者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内斗。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一个体制要想成功，就要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创造繁荣。
我称这个阶段的领导者为“土木工程师”。他们必须有智慧，最好还有能力和感召力，但最重要的是，领导者（或者其下属）必须能够设计和构建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高效的体制。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在这个阶段，值得关注的势态发展是，机会、收入、财富和价值观方面的差距扩大，同时大多数人面临不公平的困难处境；精英享有奢华和对他人不公的特权；生产率下滑；过度创造债务导致财政状况糟糕。
第四阶段：过度时期
举债购买活动背后的原因是，投资者、商业领袖、金融中介、个人和决策者往往认为未来会像过去一样，所以他们大举押注于过去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在这一阶段，典型的最佳领导者是“稳扎稳打、纪律严明的领导者”，他们理解和展示高标准的行为准则，实现经济效益，打造稳健财政，他们对大众的过度行为加以约束。……因为阻止大众激情是很不得人心的。在几乎所有案例中，在变得富裕后，国家（及其领导者）都会堕落，过度消费，通过举债维持过度支出，使国家丧失竞争力。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第五阶段是内部周期的关键阶段，也是许多国家目前所处的阶段。
导致重大内部冲突的典型有害因素包括：（1）一个国家（或州、城市）及其民众处于糟糕的财务状态（如承担大量债务和非债务性义务）；（2）实体内部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距；以及（3）受到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
当一个国家出现财务问题时，通常首先影响私营部门，其次影响公共部门。因为政府决不允许私营部门的财务问题拖垮整个体制，所以政府的财务状况是最大的决定性因素。当政府耗尽购买力时，体制就会崩溃。但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争夺金钱和政治权力的斗争。
更具体地说，当政府的资金耗尽时（承担巨额赤字、大量债务和无法获得充足的信贷），就面临有限的选择：要么增税并大幅减支；要么大量印钞，这会导致货币贬值。
贫富差距最大、负债最多、收入下滑最显著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冲突。
历史表明，在贫富悬殊和经济不佳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增税和减支，则尤其是内战或某种类型革命的主要预示信号。
相比于受困者的数量和他们的权力，平均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一个社会要想拥有和平与繁荣，就需要拥有惠及大多数人的生产率。你认为我们今天具备这样的条件吗？
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要把创造出来的债务和资金用于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只把资金发放出去，但未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因为如果这样做，货币就会大幅贬值，导致政府及所有人的购买力大幅缩水。
历史表明，如果将放贷和支出用于广泛提高生产率、使投资回报超过借贷成本的项目，就可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偿还债务。这样的政策就是好政策。
一个社会如何使用资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相比于不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投资于可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才能带来更好的未来。
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轻，但在周期的后期，官僚主义严重，阻碍人们做出明智和必要的决策。
我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作为指标。民粹主义现象越多，两极分化越严重，一个国家在内部周期的第五阶段就会走得越远，越接近内战和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变成少数派。在第六阶段，中间派不再存在。
当困难和冲突加剧时，人们更倾向于：刻板地把他人看作一个或多个族群的成员；把这些族群要么看作敌人，要么看作盟友。这一情况在第五阶段变得更加明显，在第六阶段变得危险。
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所热衷的某些追求比决策体系更为重要，那么决策体系危在旦夕。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下述两个前提下才能生效：规则和法律必须清晰明了；多数人把在规则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看得足够重要，因此愿意为规则和法律行之有效而做出妥协。
在取胜成为唯一重要之事的时候，不道德的争斗就会以强化自身的方式愈演愈烈。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自身的某种追求而不惜争斗，而且任何人都无法对任何事达成共识，体制就濒临内战/革命。
如果有人在战斗中丧生，这就发出了一个警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斗争走向下一个更暴力的内战阶段，这一阶段将持续到胜者和败者明显确定为止。
若你有疑虑，就要撤离。如果你不想被卷入一场内战或战争，就应该趁早撤离。
当解决分歧的体制变得无效时，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结束，第六阶段（发生内战）开始。
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后期时（如美国目前的情况），最大的疑问是，体制在崩溃之前有多大的韧性。民主体制基本上尊重民心，也更有韧性。因为民众可以选择替换领导层，而且出了问题只能归咎于自己。在这样的体制下，政权更迭更容易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但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有一个缺点：领导者是通过民众支持率选出的，而大多数人不大会慎重地评估候选人的能力（大多数组织在为要职寻找合适人选时会进行慎重评估）。
西式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在决策的过程中，存在太多的分裂和对立，因而决策可能缺乏效率，产生不佳结果，进而引发由民粹主义者领导的革命，这些专制者代表很大一部分群体，这些群体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有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混乱局面，进而使国家能够很好地为他们造福。
要想取得最好的结果，不同的阶段就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
在长期没有经历内战的国家，人们通常认为不会发生内战，但历史告诉我们，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与其假设“这种情况不会在这里发生”，不如对内战保持警惕，观察那些显示本国离内战有多近的指标。
内战和革命注定会发生，从根本上改变内部秩序。这包括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彻底重组，也包括债务、财务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权的彻底重组。
几乎所有内战都有一些外国势力参与，它们试图影响内战的结果，使其对自己有利。
内战/革命何时开始并不清楚，但当人们深陷其中时，则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历史研究告诉我，除了进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进化过程中存在一些周期，它们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很难改变或对抗。……因为最好的做法取决于具体情况，而具体情况总是以我们以上考察的方式不断变化。因此，我们不应僵化地认为，任何经济或政治体制始终是最好的。……尽管如此，历史清楚地告诫我们：通过有技巧的合作产生富有成效的双赢关系，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配好，让大多数人满意，这比为争夺财富和权力而打内战，导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价值大得多，痛苦也小得多。
6 外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
国际关系更多地取决于原始实力的动态机制。这是因为所有管理体制都需要有效且议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执法能力（如警察），（3）裁决机制（如法官），以及（4）明确和具体的结果，从而确定罪行并依法执行（例如罚款和监禁）。在外部秩序中，这些规则要么不存在，要么对国际关系的指导不如对国内关系那么有效。
因为权力胜过一切，旗鼓相当的各方极少会不经斗争就放弃财富和权力。
国家之间的斗争主要有5种类别：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和军事战。让我们从简单定义开始。
- 贸易/经济战：冲突涉及关税、进出口限制和从经济上损害对手的其他方法。
- 技术战：冲突涉及哪些技术可以共享，哪些技术属于国家安全保护范畴。
- 地缘政治战：冲突涉及领土和联盟，解决方式是谈判和做出明确或间接的承诺（而不是战争）。
- 资本战：冲突涉及施加经济制裁等金融工具（例如，通过切断资金和信贷来惩罚提供资金和信贷的机构和政府），以及限制外资进入资本市场。
- 军事战：冲突涉及实际动武和军事力量的部署。
全面展开的战争通常发生在生存问题岌岌可危（这些问题对国家来说生死攸关，以至人们愿意为之战斗和牺牲）又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的情况下。由此引发的战争将会确定哪一方得偿所愿，进而获取霸权地位。规则制定者的明确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对于战争，最可确信的两点：（1）战争不会按计划进行，（2）战争远比想象的更糟糕。……虽然我认为大多数战争是悲惨的，而且出于荒谬的理由，但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奋战的。因为不为之奋战的后果（如失去自由）将是不可容忍的。
国内实力和军事实力密切相关。……在财力上超过对手是一个国家能够拥有的最大优势之一。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爆发军事战争的风险最大：（1）双方的军事实力旗鼓相当，（2）双方在生存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
要想获得更多的双赢结果，双方必须进行良好的协商，既考虑到对方也考虑到自身的优先关注点，并懂得妥善地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
获胜意味着在不失去最重要的东西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丧失的生命和金钱超过带来的益处，这样的战争就是愚蠢的。但是，愚蠢的战争仍在不断发生。我将解释背后的原因。
国家间很容易出现愚蠢的战争。原因包括：（a）囚徒困境，（b）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c）衰落中的大国担心让步的代价，（d）在必须快速做出决策的情况下存在的误解。
激怒人们的不真实和情绪化的鼓动会加大愚蠢战争爆发的风险。所以领导者最好慎重思考，如实解释真实的情况和应对措施（民主国家尤其如此，因为民众的意见非常重要）。最糟糕的是领导者对民众不诚实、情绪化，甚至接管媒体。
获取权力，尊重权力，并明智地运用权力。拥有权力是件好事，因为权力永远超越协议、规则和法律。……双方需要认识到，宽宏大量和信任是产生双赢的强大力量，比两败俱伤的关系能带来更大的回报。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运用“硬实力”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而“软实力”更可取。
虽然拥有权力通常是件好事，但没有不必要的权力也不错，因为维持权力会消耗资源，特别是会消耗时间和金钱。权力伴随着责任。权力小的人比权力大的人快乐多了，这常常让我感到震惊。
法西斯主义倡导专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使国家和人民更加富强的最佳途径是，实行自上而下的专制领导，政府指导私有公司的生产，确保国家的成功高于个人的成功。
在经济低迷时期，加征关税以保护国内企业和就业的做法很常见，但这会导致效率降低，因为生产并未发生在效率最高的地方。
天灾（如旱灾、洪灾和瘟疫）常常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加之其他的不利形势，酿成一段严重冲突时期。
通缩性萧条是债务人不具备偿债所需的资金而导致的债务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印钞、债务重组和政府支出计划等措施。这些措施会增加货币和信贷供应，并降低其价值。唯一的问题是政府官员需要花多长时间才会采取这些行动。
在经济严重承压且存在贫富悬殊的时期，国家通常会进行根本性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
真枪实弹的战争爆发之前，通常会有一场经济战。
在继续讲述热战之前，我想详细说明将经济和资本工具武器化的常见战术。这些战术一直没有改变，现在仍然如此。
- 资产冻结/没收：防止敌人/对手利用或出售它们所依赖的境外资产。
- 阻止资本市场准入：阻止一个国家进入本国或他国的资本市场。
- 禁运/封锁：禁止在本国或一些保持中立的第三国从事商品和/或服务贸易，从而削弱目标国家，或者避免该国获得必需品，或者阻止目标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切断其收入来源。
当国家处于弱势时，对手国家会利用其弱势为自己谋取利益。
在战争时期，一个人承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为重要。
7 从大周期的角度思考投资
我发现在财富和权力大起大落的大周期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
所有市场都是由以下4个决定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通胀、风险溢价和折现率。
纸币和金融资产（如股票和债券，它们本质上是对未来支付的承诺）没有太大用处，只有用它们买到实物财富才有用。
投资的目的是以一种财富贮藏手段储存资金，以便今后将其转化成购买力。投资是一次性地支付未来的款项。
第二部分 500年世界发展史
8 过去500年简述
最重要的变化是导致人们行为变化的思想变化，特别是在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方式方面。这就是这段历史进程背后的因素。
商业革命是指从单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转变为包括多种商品贸易的经济形态。
文艺复兴是历史上最重大的自我强化循环的案例之一，我在第5章中描述过这种循环：和平时期里，创造力和商业彼此促进，带来经济繁荣和巨大进步。
文艺复兴的核心和推动力是像美第奇家族那样的家族及其成员，他们是商人和银行家，而不是封建君主。他们利用自身财富来支持艺术、建筑和科学。伴随着艺术和建筑的繁荣，科学、技术和商业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由于15世纪中期印刷机的发明，知识和思想快速传播。
9 荷兰帝国与荷兰盾的大周期兴衰
从那时起，帝国的衰落就遵循着常规脚本。
- 帝国在军事上扩张过度。
- 糟糕的国家财政导致了典型的有害组合：税收增加、印钞和债务增加。
- 不断上升的食品价格令中下阶层深受其苦。
- 内部冲突加剧。
- 领导力恶化。
因为荷兰共和国的建立是为了让每个省保持高度的主权，所以荷兰帝国的崛起是由一群政治家推动的，而不是由一个君主或领导人推动的。尽管贵族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但这个体系带来了制衡和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伙伴关系。
重申一遍，荷兰人两个最重要的发明是：（1）效能极其优异的帆船，使他们能在世界各地航行，这一点再加上他们从欧洲战事中获得的军事技能，使他们能收集巨大的财富；（2）为这些行动提供推动力的资本主义。
像大多数发明一样，这些资本市场方面的发展也源于必要性和自利需求。
1602年8月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成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上市，使持股人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具有同等革命性的发明。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具有今日公司的许多特征，包括股东、公司标识、董事会等。资本市场使投资者能够储蓄，商人能够筹集资金，人人都有机会进入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人们可以轻松、有效地进行资本转移，这催生了一个财富积累的新时代。
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扩大了神圣罗马帝国诸王公的自治权，进一步削弱了奥地利皇帝对其他邦国拥有的有限权力。更重要的是，该和约发明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亦即，该和约承认了国家主权，承认国家能在其地理边界之内制定决策（如决定本国的宗教、语言和所有法律法规），同时也规定要尊重各国之间的边界，再也不能让无视边界、随心所欲攫取权力的行为发生（当然一国有意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情况除外）。国家概念的出现带来了民族主义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这重塑了敌对国家之间力量平衡的概念。这也大大削弱了宗教当局的权力。
战争会造成毁灭性的财政打击，对战胜方如此，战败方更不言自明。
储备货币地位改变的时间，通常晚于帝国兴衰的其他主要推动因素恶化的时间。
10 大英帝国和英镑的大周期兴衰
任何大国都是在远未成为大国之前，就开始本国的崛起之旅的。同样，在任何大国不再是大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其衰落之旅还在延续。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新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社会应该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之上，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而不是上帝。
大萧条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在几乎所有大国，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兴起。
简言之，欧洲（包括英国在内）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从不久前的领先帝国地位滑落至次要强国的地位。
11 美国和美元的大周期兴衰
国际关系更多地受到原始动力驱动。这是因为国家内部有法律和行为准则，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原始力量，法律、规则甚至相互达致的条约和仲裁组织（如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都不太重要。因此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军事联盟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有许多可能的高风险情况，但在我看来，最让人担忧的是台海局势。
因为军费开支会占用政府的钱，使政府无法把这些钱投入社会项目。因为军事技术与私营部门的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对领先的大国来说，最大的军事风险是它们输掉经济战和技术战。
国家之间的交易和各国国内交易存在很大不同。各国政府想要控制本国境内使用的货币，因为通过增加和减少货币供给、借贷成本和货币价值，各国政府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美联储大量印钞来购买债务，规定了贷款人可以收取的利率上限，并控制了允许进入的资金规模，因此，高通胀并没有把利率推高到不可接受的高度，政府监管也使得其他投资选择不如政府希望人们购入的债券那么吸引力。在战后因军费开支减少而经历了短暂的衰退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和平与繁荣时期，这是新的大周期开始时的典型情况。
投资者做出这样的举动是一种典型的行为，而且在以下情况出现时这种行为结束：（a）对真实货币（即黄金）的需求大大超过了银行里真实货币的数量，（b）人们可以看到银行里的真实货币（即黄金储备）数量在下降。也就是说，当利率无法高到足以让持有债券（即要求持有硬通货）而不是将手里的纸币兑换成黄金有意义的时候，这种行为结束。这种情况下会发生银行挤兑，违约和债务重组也必然发生。这就是导致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的原因。
经济和政治在极端程度不同的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极端的过度行为都变得令人难以接受，同时对反向极端的问题的记忆逐渐淡去。
国家和国界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商品的生产以及这些商品带来的收入通常出现在成本效益最高的地方。这种情况拉动了新兴经济体的生产和发展，加速了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缩小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导致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
多数人只关注他们获得什么，而非为此买单的资金源于何处，因此，对当选的官员来说，他们有很大的动力将大量借款用于支出，并向选民做出许多承诺，承诺给他们提供其所想要的，并承担未来可能引发问题的债务和非债务义务。
货币政策有三种类型：（1）由利率驱动的货币政策（我称之为第一种货币政策，因为这是最先采用的也是最受欢迎的货币政策）；（2）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其中最主要的是债券（我称之为第二种货币政策，现在被人们普遍称为“量宽”）；（3）协同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央政府进行大量的债务融资支出，央行购买这些债券（我称之为第三种货币政策，因为在前两种政策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这是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调控手段）。
如果货币和信贷大幅增加，就会导致货币和信贷价值下降，进而推高其他投资资产的价值。
更严重的两极分化相当于两种情况：（a）出现政治风险的僵局更大，这使通过革命性变革纠正问题的可能性降低；（b）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
12 中国和人民币的大周期兴起
就中国历史而言，关键的变量是土地所有权分配和土地税——通常新王朝的建立会削弱或推翻前朝的“腐败精英”，极大地改善国家可获得的资源。
不同王朝的衰落中有一些共同的主题，我们在本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国家的衰落中也可以看到这些主题。
- 在王朝发展过程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财政问题是衰落的关键驱动因素。
- 货币问题是帝国衰落的常见原因。
- 治理和基础设施的质量往往在每个朝代的早期上升，然后在朝代发展过程中下降。
- 内部冲突通常源于经济差异和经济不景气。
- 糟糕的条件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最严重的起义，起义原因是百姓反抗精英的过度行为。
- 由于孤立以及强调士胜于农工商和军事实力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在商业、技术和军事上的竞争力较弱，这导致中国被更强大的“野蛮人”打败，或者落后于对方，如蒙古人、鸦片战争中的外国列强。
大多数美国人关注的是特定的事件，尤其是当前事件，而大多数中国决策者则从更大、更渐进的视角来看待当前事件。
美国人冲动，具备战术思维，他们为现在想要的东西而战。大多数中国人具备战略思维，他们为未来想要的东西未雨绸缪。
古代中国的制度都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不同文化的探索研究者告诉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核心差异是，美国人最强调个人至上，而中国人则最看重家庭和集体。美国是自下而上运行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中国是自上而下运行的，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
学者认为，中国不愿意在国外扩张的原因是，中国疆域已经很大，控制起来很费力；中国人更愿意保持文化的纯洁性，而这最好是通过孤立来实现。传统上在与其他帝国打交道时，中国人更喜欢运用类似于之前提到的哲学所主张的方式，即双方知道自己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行动。
中国经历过几个周期：（1）从硬通货过渡到以硬通货为后盾的纸币（从第一类过渡到第二类）；（2）对货币的信任不断提升，直到没有后盾的纸币流通（从第二类过渡到第三类）；（3）过度印钞和信心丧失造成纸币崩溃，导致恢复硬通货（从第三类过渡到第一类）。
如我在第3章中解释的，货币体系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是货币具有内在价值（因为是金币、银币和铜币），我称之为第一类货币体系。第二是货币与有内在价值的资产（通常以纸币的形式，可以以固定价格兑换成黄金或白银）挂钩，我称之为第二类货币体系。在第三类货币体系（或称法定货币体系）中，货币不与任何东西挂钩。
当你看到一种货币受到资本管制时，特别是当存在严重的国内债务问题时，远离这种货币。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段时期对塑造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企业通过帝国主义（即通过控制和剥削各国，就像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所做的那样）追求利润，这剥削了工人，养肥了贪婪的精英。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观点与我对资本主义的观点不同，这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和我的经历大为不同。资本主义向我以及我认识的大多数人，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提供了大量机会。我成长时所处的美国是一方充满机会的热土，人们可以在此学习，做贡献，得到公正和不设上限的回报。
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体系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是指对立面如何相互作用而引起变化，“唯物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以物质的方式存在，以机械的方式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简言之，辩证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系统：通过观察和影响“对立面”的“矛盾”来创造变化，由此带来“斗争”，“斗争”的解决意味着进步的发生。马克思想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一切事物上。体现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冲突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只是许多此类冲突中的一个。
在大危机时期，更强有力的领导方式往往更受欢迎。
13 中美关系和战争
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典型的储备货币周期，中国希望大量积蓄世界储备货币，便大量借钱给美国，而美国需要大量借钱。这将中国和美国置于大债权国—大债务国的尴尬关系中，而同时中美之间正在发生各种争斗。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依靠不断加强自身实力，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真正成功的国家能够在200~300年中持续发展实力。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永远这样做。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大类型的战争：（1）贸易/经济战，（2）技术战，（3）地缘政治战，（4）资本战，（5）军事战。我再加上两种，（6）文化战，（7）自我交战的战争。
在平安无事时，很容易保持高尚道德。但当冲突激化时，就更容易为以前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把以前被称为不道德的做法说成是道德的）。
一般来说，贸易/经济战最危险的举动是，一方切断另一方的必需品进口。……我不是说这样的行动将会发生，但我想明确一点：任何一方采取切断必要进口的行动，都标志着局势的严重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局势就会按照正常情况发展，中美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将主要根据各国竞争力的变化而变化。
历史表明，无论何时，只要（a）货币不受欢迎，（b）没有其他有吸引力的货币可供投资，这些货币就会贬值，资本就会进入其他投资项目（如黄金、大宗商品、股票、房地产等）。因此，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替代货币并不是货币贬值发生的前提。
无法想象下一场大的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有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具破坏性。
当国家出现严重的内部混乱时，这是敌对国家积极利用其弱点的合适时机。
历史告诉我们，当出现领导层换届和/或领导软弱的情况，同时又存在大规模内部冲突时，敌人发动进攻的风险就应该被视为有所提高。
人们彼此如何相处，是决定他们将如何应对共同面临的情况的最重要因素，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是决定他们彼此如何相处的最重要因素。
经济学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经典左派的观点是支持政府拥有生产资料、支持穷人、支持财富再分配等，中国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经典右派的观点是支持私人拥有生产资料、支持系统中的获胜者、支持极为有限的财富再分配等。
怎么做效果最好取决于（a）环境和（b）运用这些系统的人将如何彼此对待。没有一个系统能够持续良好运行，事实上，所有系统都将崩溃。持续良好运行的前提是系统中的人超越个体意愿尊重系统，系统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时代而不崩溃。
我们最大的战争是与我们自己的战争，因为我们的强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
第三部分 未来
14 未来
“靠水晶球生活的人注定要吃碎玻璃”，这是我大概14岁时学到的一句市场格言。
应对未来就是要：（1）感知并适应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无法预料；（2）预估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发生概率；（3）充分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保护自己免受不可接受的伤害，即便不可能万无一失地做到这一点。
尽管从过去推断未来通常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出现令人惊奇的事也不意外，因为未来将和你预计的大为不同。
识别、理解和适应范式转变至关重要，即使人们无法预测到这些范式转变，不过尝试用有助益的良好指标来预测这些范式转变也很重要。
在市场上和生活中，要想成功就应当下注于积极面，积极面来自（a）带来生产率提高的进化，而在此过程中不应过于激进，以免（b）这个过程中的周期和颠簸导致你失败出局。换言之，下注于正在变好的东西，如实际收入在变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稳妥的下注。但如果对此下注过度，以致这个过程中的颠簸把你毁掉，则是不好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发明创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可能变得更强更快——如果人类没有先毁灭自己的话。
和平带来收益，战争造成损失。
人们通过权力规则和权力测试来知晓谁处于统治地位。
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内部挑战：美国是保持强大和团结，还是继续纵容分裂和内斗，走向衰落？
所有帝国都会衰落，被崛起的新帝国取代。
中国人深知（其他人最好也谨记这一点），打仗的最佳方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很可能是我们在未来几年将看到的事态。
仅根据这5个指标，我认为：
- 人类的创造性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进步，但同时债务/经济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与不断恶化的自然灾害，几乎可以肯定会构成问题。换言之，人类的创造性和这些其他挑战之间，将存在一场斗争。
- 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情况极为不同，这将决定哪些国家将以何种方式崛起，哪些国家将以何种方式衰落。
我的猜测是下一次经济低迷将比往常来得更早。我估计在本书出版后4年左右会发生下一次经济低迷，误差是两三年（最晚不晚于从触底算起大约5年半）。
根据我的预测，下一次经济低迷很可能在下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前后到来。
从上述情况判断，下一个大风险点将在本书写作约5年之后出现，误差为两三年。
我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主要不是由于我知道什么，而是由于我知道如何应对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赌未来就是赌概率，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连概率都不是确定的。
了解所有的可能性，考虑最坏的情况，然后想办法消除无法忍受的情况。
分散风险。
首先考虑延迟满足而不是当下满足，这样你将来会过得更好。
与最聪明的人反复沟通。
本文于2024年9月23日首发于B站